当下不少机关单位的文稿，常有结构大同小异，语言千篇一律的问题。这种“模板化”写作，固然降低了“交差”的门槛，却也彻底消解了应用文最宝贵的品质——思想的锋芒与解决问题的实效。当下的应用文写作，时有“形式完整”与“内容空心”的双重尴尬，文牍主义的痼疾让不少文稿沦为“正确的废话”“冗长的空话”。

此时，若重读三国时期诸葛亮仅86字的《诫子书》（附文后），不啻为一场对写作本质的“重新思考”。这篇千古家书作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是晚年诸葛亮屯兵五丈原、自知时日无多之际，写给时年8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临终诫言。他将一生戎马倥偬中沉淀的修身治学心得，凝于短短尺牍之间，既完成了对晚辈“修身立德、勤学立志”的谆谆告诫，实现了家书的实用功能，更穿越一千八百年时光，成为中华文脉中修身写作的元典之一。其生命力何在？

古人云：“文有大法，无定法。”《诫子书》正是“守其大法”，而“不拘定法”的典范：它所守的“大法”，是应用写作跨越时代、颠扑不破的根本法度；它所蕴含的“新”价值，恰恰为破解当下写作痼疾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智慧。

一、主旨立核：从“多中心泛化”到“一文一旨”

应用文写作的第一顽疾，是“主旨分散”。此问题常见于一些基层单位的年度工作总结，既想面面俱到地汇报成绩，又想蜻蜓点水地反映问题，既想铺陈工作举措，又想空泛展望未来，结果面面俱到却面面浮泛。更有甚者，一篇文稿同时铺陈“党建引领、业务攻坚、队伍建设、民生服务”四大板块，每个板块都浅尝辄止，通篇找不到核心工作亮点与待破解的核心难题。这种“多中心”，实则是“无中心”，读者通篇读完，根本无法把握作者究竟要传递什么核心信息、解决什么核心问题。

《诫子书》开篇即破题：“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短短十三字，如同射箭一箭中的，将全文的核心，即君子立身的目标与“静”“俭”两大核心路径，和盘托出，此为“立主脑”。此后所有文字，“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对“静”的深层阐释；“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则是对“学”与“志”的双向展开；“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又是从反面的警戒规劝；直至“悲守穷庐，将复何及”的终极拷问。这86字无一字游离于“修身治学、立志惜时”的核心主旨之外。这告诉我们，应用文的主旨，不是零散“写进去”的，而是牢牢“立起来”的。动笔之前，必须能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说清此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不清，便不可贸然动笔。

当代写作者可从中借鉴的，应该正是这种“一剑封喉”的主旨把控功夫。比如，起草一份会议通知，其核心主旨就是 “何时、何地、何人、开什么会、有何要求”，其余所有表述皆为冗余；撰写一份调研报告，其核心主旨就是“发现了什么核心问题、提出了什么可落地的解决建议”，而非调研过程的自娱自乐。只有学会做“减法”，敢于砍掉所有与核心主旨无关的内容，文章才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这便是《诫子书》告诉我们的第一法度：靶向聚焦，一文一旨。唯有先立住文稿的核心主旨，才能为后续的内容搭建起坚实的逻辑骨架。

二、逻辑立骨：从“板块割裂”到“步步为营的说服闭环”

公文逻辑混乱，是比主旨分散更隐蔽、也更致命的缺陷。常见的写作乱象有：开头大讲工作重要性，中间突然跳到零散的具体措施，结尾又生硬绕回思想认识，板块之间缺少关联，观点与论证之间全是“断头路”。读者读来只觉“别扭”，却又难以精准指出问题所在，究其根本，是作者心中没有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只是把相关内容做了简单的堆砌。

反观《诫子书》，其逻辑之严密，堪比一篇结构完美的微型议论文。我们拆解其完整的论证链条：第一步，立准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明确君子立身的核心标准，回答“是什么”的根本问题。第二步，明意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阐释核心准则的深层价值，回答“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问题。第三步，拆路径。“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拆解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回答“怎么做”的问题。第四步，反警示。“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从反面划定行为红线，回答“不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的问题。第五步，终告诫。“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以时间维度强化终极告诫，完成情感与理性的双重闭环。这五步，构成了“立论—阐释—路径—反证—后果强化”的完整说服闭环，每一步都以上一步为根基，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最终将“要勤学立志”这个朴素的道理，上升到人生价值实现的哲学高度。

这对当代应用写作的启示极为深刻：逻辑从来不是文字的简单排列，而是思想推进的阶梯。撰写工作方案，不能只机械罗列“一、二、三”的举措，而要讲清“为什么做—做什么—谁来做—何时做完—不做如何追责”的内在逻辑；撰写领导讲话，不能简单拼凑“提高认识、强化措施、加强领导”的三段式模板，而要构建“提出问题—分析症结—给出药方—鼓舞士气”的情感与理性双重推进线。判断逻辑是否成立，只需要对每一部分自问：没有这一段，主旨能否讲清？这一段的位置能否随意挪移？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逻辑便真正立住了。

这一点，在当代优秀应用文范本中同样得到了印证：中央八项规定全文仅600余字，从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完整构建了“立规目的—具体举措—监督落实”的逻辑闭环，无一句冗余表述，至今仍是改进工作作风的根本遵循，其逻辑构建的智慧，与《诫子书》文风相承。

严密的逻辑是文稿的立身骨架，而精准鲜活的语言，才是让文稿立起来、活起来的精神灵魂。

三、语言立魂：从“冗余的空话套话”到“言简义丰的精准表达”

当下公文语言有两大顽疾：一是“水分”太大，短话长说、套话连篇，“帽子话”动辄百余字，核心信息迟迟不露面；二是只有干巴巴的条款与冰冷的要求，少有能让人记住、能触动人心的话。前者令人昏昏欲睡，后者让人敬而远之，最终都让应用文失去了沟通的本质功能。

《诫子书》的语言，恰恰是对抗这两种顽疾的典范。86字之中，找不到一个废字、一句空话。“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对仗工稳、音韵铿锵，短短几字便立起君子立身的两大支柱，易于传诵、入脑入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以双重否定加对仗的句式，语气坚定而不容置疑，成为流传千古的修身箴言；“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正反对比、善恶分明，警示之意不言自明；尤其结尾“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四个短句，如同四个急促的鼓点，重重敲在人心之上，将时光的无情与虚度年华的可悲写得淋漓尽致。这正是中国传统写作 “文约而事丰”的最高典范。

当代写作者追求的语言境界，应当是“精准、简练、有张力”七个字。一要精准。能用“召开”就不用“进行召开”，能用“提高”就不用“得到进一步提高”，动词要鲜活有力，名词要扎实具体，杜绝所有模糊不清、可有可无的冗余表述。二要简练。写完一段话，要逐字逐句审视打磨，删去所有“的、了、吗、呢”等虚词中可有可无的部分，删去“进一步”“大力”“切实”等空虚无力的副词。老舍先生说“文章不怕改，越改越精”，应用文的写作，尤其要下这种“删繁就简”的笨功夫。三要有张力。在文稿的关键处，要善用对仗、排比、短句等手法，制造语言的节奏感和冲击力，让读者在快速浏览时能被瞬间“抓住”，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脱贫攻坚工作中“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表述，就比“确保所有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标准化表述，更有力量、更入人心。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生成式AI的广泛应用，正在加剧公文语言的同质化困境。AI甚至可在数秒内生成一篇结构完整、表述规范的公文草稿，但其输出的文本往往自带“标准化套话”体系，极易让写作者陷入“拿来就用”的惰性，进一步消解语言的个性与生命力。而《诫子书》所展现的语言锤炼之道，恰恰是破解这一困境的核心密钥：真正有力量的语言，从来不是AI语料库中统计出来的高频套话，而是基于主旨、逻辑与受众，千锤百炼出来的精准表达。

精准的语言要真正落地见效，终究要回归到写作的核心原点——受众，唯有找准受众、共情受众，才能让文字真正从“写出来”走向“落下去”。

四、受众立心：从“自说自话”到“将心比心的共情沟通”

应用文写作为谁而作？这个看似最简单的问题，却常常被写作者遗忘。向上级汇报，只顾罗列自己干了什么，却不思考领导真正关心什么、需要解决什么；向基层部署工作，只生硬提“要”与“不要”的要求，却不考虑如何为基层减负、基层如何执行的难点堵点；面向社会群众发布公告，满纸“保障机制”“体系构建”“一体化推进”的专业术语，基层群众看后一头雾水。这是典型的“自说自话”，其根源就是“受众意识”的全面缺失。

《诫子书》作为一封家书，其受众定位极其明确——时年8岁的儿子诸葛瞻。正是基于这一清晰的受众认知，诸葛亮选择了最有效的沟通姿态：他没有板起面孔居高临下地训斥，而是以一位父亲的人生经验，与儿子平等对话、真诚规劝。“夫君子之行……”是为孩子树立立身的榜样，而非下达冰冷的命令；“年与时驰…… 将复何及”是痛心疾首的警醒，而非毫无温度的威胁。整封信既有君子立身的高度，又有慈父教子的温度，更有人生成长的深度。相信诸葛瞻读后，感受到的不是“被要求”的压迫，而是“被期许”的温暖，其内容的接受度与思想的内化度，非生硬的说教可比。

这为当代应用文写作带来启示：动笔之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一是“此文写给谁看？”二是“他们最关心、最在意的是什么？”三是“他们最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回答好这三个问题，文稿就成功了一半。给领导撰写讲话稿，要精准揣摩领导的身份定位、语言风格与核心关注点，用领导习惯的话语体系，讲领导真正想讲、该讲的话；给基层下发通知文件，要设身处地考虑基层执行的难点与痛点，把生硬的“要干什么”，转化为清晰的“该怎么干”；给群众发布公告公示，要彻底抛弃晦涩难懂的“机关腔”，用他们听得懂、信得过、能照办的大白话，传递核心信息。

这种“将心比心”的受众意识，恰恰是当前AI写作难以突破的瓶颈。AI生成的文稿，只能完成标准化的文本输出，无法针对特定受众的认知水平、核心诉求与接受习惯，进行个性化的沟通姿态调整，更无法实现真正的情感共情。而应用文从“写在纸上”到“落在地上”的关键，从来都不是文本的完美，而是受众的接受。有温度的文字，才最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以受众为中心的共情沟通，能让文稿圆满实现当下的实用价值，而真正能穿越时间、流传久远的写作，终究要靠超越一时之用的价值追求。

五、价值立远：从“一时交差”到“超越实用的价值溢出”

我们写应用文，是否只为了“交差”而写？会议开完，文件便作废；工作结束，报告就封存。这绝不是应用文的理想状态。诸葛亮的《诫子书》，首要目的是教育儿子立身治学，这是它的“一时之用”。但它之所以能穿越一千八百年时光流传至今，是因为它从“教子”这一具体事务中，提炼出了“修身、立志、勤学、惜时”等人类共通的永恒价值，实现了由“事”入“理”、由“理”入“道”的升华。

这便是应用写作的至高境界：在圆满完成实用功能的同时，追求价值的溢出效应。一份优质的年度工作计划，不仅能指导单位来年的工作，更能沉淀为一套科学高效的工作方法；一篇出色的领导讲话稿，不仅能部署当下的工作任务，更能传递出清晰的执政理念与正向的价值导向；一份规范的制度文件，不仅能约束具体的工作行为，更能体现公平、效率、人性化的制度精神。

当代写作者要有这种“价值自觉”。动笔之时，不仅要问自己“这篇稿子能解决当下的什么问题”，更要追问自己“这篇稿子三年后、五年后，还有人愿意看吗？能给后来者留下什么启发？”当我们带着这种“传世”的追求去写作时，我们的格局会更大，立意会更高，文字会更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当然，并非每一篇公文都要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但每一篇公文都应追求成为 “当下最好的表达”。拒绝平庸敷衍的“交差心态”，应用写作才能真正赢得尊重，写作者也才能从机械的 “文字匠”，成长为有担当的“思想者”。

这一点，在当代优秀应用文范本中有着鲜明的体现。邓小平同志1978年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本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主题报告，核心是完成统一全党思想、部署改革开放的“一时之用”，但它至今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献，其蕴含的思想价值与时代精神，仍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这正是应用文价值溢出效应的最高体现。而这，也是AI写作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AI可以生成符合规范的文本，却无法生成带有写作者思想深度、价值追求与时代担当的内容，这正是人类写作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守“常”以求稳，创“新”以求远。《诫子书》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中国应用文的写作传统，也照出了当下应用文写作的短板与困境。它所展现的“主旨立核、逻辑立骨、语言立魂、受众立心、价值立远”五大法度，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空洞教条，而是每一位写作者都可以反复操练、躬身实践的写作基本功。这五项法度，是应用写作跨越时代的“常”，必须牢牢坚守，不可有丝毫动摇。

而所谓“鼎新”，则体现在我们如何将这些永恒的法度，运用于瞬息万变的当代实践之中。面对新媒体传播环境，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高要求，面对越来越挑剔的受众，应用写作必须在表达方式、传播渠道、反馈机制上求新求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应用文最根本的“实用”二字，都是为了让应用文更好地发挥沟通上下、协调左右、传递信息、解决问题的核心功能。

当代写作者，不妨静下心来重读经典，从《诫子书》等传统写作范本中汲取守正创新的力量。既要苦练“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文字内功，又要坚守“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务实精神。唯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写出让读者“读得懂、信得过、用得上、记得住”的好文章，才能让应用文真正成为提升工作效能、沟通社情民意、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载体。这便是传统写作法度在当代最珍贵的价值，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应有的担当。

附：

诫子书

三国·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作者单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文联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委人才办

编辑：刘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