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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写作》1991年第一期）

    毛泽东同志是举世公认的文章大家、当之无愧的现代语言大师。应用写作伴随了他战斗的一生，他在这方面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属、故交书信交往，谈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论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学习方法，话儿女亲情、故交友谊。在毛泽东那里，书信这种古老的应用文体的作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留给后人的数百封书信，今天读来，仍让人深深体味到一个伟人的品格与胸怀，其写作风范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一、质朴无华，儒雅平实

　　纵观毛泽东的应用文，可以看出：“质朴无华”是其一贯的风格，这是对我国数千年以来优良文风的继承，更是作为一名伟大政治家其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和个性品格在“为文”中的具体体现，在其书信写作中也充分表现出这一风格，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任意捻取一篇，便可作为他书信风格的有力佐证。我们看1937年6月毛泽东致何香凝一信的片断：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

　　一篇三百字的短信，表达了感谢之情、景仰之意并问及另一位故交。感激而无受宠若惊之感，无以回赠便秉笔直言；赞誉而无阿臾奉承之词，用语质朴，恰如其分；问候故人，情真意切，直抒赞意。读信似听一席家常话，亲切自然，大方得体，如清水芙蓉，坦然率直，质朴无华。

　　毛泽东的书信像他的其他应用文一样，达到了“辞，达而已”(《论语》)的境界，质朴而富有表现力，平实又不失其力度，这与他在《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一系列论著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是完全相一致的。毛泽东的书信与他的论著共同构筑了毛泽东的写作风范，研究毛泽东的写作风格，不能抛开毛泽东书信写作这一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文言和现代汉语的功底均非常深厚，故可以根据阅读对象的特殊性，得心应手地或使用文言或使用白话，这使他的不少书信在“质朴无华”的基调中增添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儒雅之气。如《致阎锡山》(1936.5.25)、《致杨虎城》(1936.8.13)、《致傅作义》(1936.8.14)等就使用了文言或半文言，但这种书信让人读过之后，决无古奥费解、故弄玄虚之感，反而觉得非常典雅、庄重、得体。我们看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将军信的一部分：

    傅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

　　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

　　庄重、典雅的称谓和敬语(“敬颂”“勋祺”)以及谦恭的落款(毛泽东拜启)更适宜于当时写信人与受信人的关系，更适宜于受信者的身份。严整、流畅、凝炼的文言句式，透着紧迫之感、敦促之意，亦显出我党领袖的学识与真知灼见。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写给国民党将领、民主爱国人士的关于统战工作的信函，多采用文言或半文言，可见是有意为之，决非心血来潮的卖弄。而他在给党内较年青同志写信时，则不用文言，更不用旧式呼谓，一律称“同志”，敬语大都是“此致”、“敬礼”。这说明，毛泽东极其注意区别书信写作的对象。在这方面，我们提倡学习毛泽东书信写作风范，并非让大家去用文言写信，而是要学习毛泽东区别书信读者、随事立体、随事立言的写作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对外交往的范围大大拓展，书信交际的对象也有了更多的层次，只有注意区别对待，才能更好地发挥书信的交际功用。

    二、至情至理，书无不尽

　　没有“真情”写不出好文章，没有“真情”也写不出令人感怀的书信。书信原本属示情类文体，其“情”的表达尤为重要。毛泽东的书信中，除纯为公务而写的公函外，大都感情充沛，亦情亦理，情理交融。“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博大的胸怀中亦装着丰富的儿女亲情、朋友之谊，行诸笺端，饱含深情，哲人和领袖的思想品质，又使他的书信在“至情”中包含着“至理”，读之，令后人敬佩。请看他于1941年1月31日给毛岸英、毛岸青信中的一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信中对爱子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更重要的是告诫儿子两件事：一是趁年轻，多学习自然科学，少谈论政治。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何以劝告子弟“少谈些政治”？原因如信中所言，其时毛岸英、毛岸青“年纪尚小”(当时毛岸英十九岁，毛岸青十七岁。)，这个年龄正适合于学习自然科学，还不太适宜探究政治问题；二是如何辩证地看待别人对自己的抬举和恭维。毛泽东在一封短短的“示儿书”中有意无意地向他的后来人传递着自己多年形成的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真可谓至情中的至理。至理中的至情。

　　即便是以说理为主的书信，毛泽东也常常写得充满激情，如毛泽东1936年12月1日致蒋介石促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87页)，晓之以民族大义和个人荣辱，立马陈词，慷慨激昂，情切意真，是大家所熟知的情理交融的典范之作。再如他的《致蔡元培》(1936.9.26)，先追忆二十年前在北大课堂和长沙讲座上聆听蔡元培发表支持爱国学生言论的情景，接着分析了当前民族危亡之形势，陈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后对蔡元培近期所发表的抗日救亡的言论给予高度赞扬，最后率直地促其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救国作出更大的贡献。率而进言，其理昭，其情切切，感人至深，催人奋起。

　　古代文论家刘勰对书信的写作要求是两个字：“尽言”(‘详总书体，本在尽言’《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书信的功用本来是代替面谈，写信犹如人们对面谈天，以诚相见，直抒胸臆，什么话都可以说，所谓“称心而言，言无不尽。”毛泽东的书信真正做到了“尽言”、直言，前面所举《致蔡元培》可以为证。又如，他在1921年1月28日写给彭璜的信中，一口气点出彭的十项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快，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已。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接着又坦诚地说：“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然后深入细致地与彭探讨了修身救世之道，可谓直率诚挚，知无不言，书无不尽。再如，作家萧军初到延安看到许多坏的现象，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回信中坦率地承认这些坏现象“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也诚恳地劝他“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注意“省察自己的弱点”，这样“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最后又强调：“你是极坦率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与你再谈一回。”信写得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丝毫指责的地方，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坦诚直言，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精当洗炼，新鲜生动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向提倡文章要简约，强调“文章要写得短，写精粹些。”(《反对党八股》)，其书信写作更是随事立篇，精要凝炼，真正做到了“当无者尽无，当有者尽有”(《艺概·文概》)，不少信就一两句话，毫无赘言。即使是篇幅较长的信，如《致蔡和森(1920.12.1)、《致谢觉哉》(1941.8.6)等，也是事尽言止，毫无多余之词。请看下面信札：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品。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写给肖三的信。有一事就说一事，说得直截了当，没有半点废话，不枝不蔓，精练到了极点，因而文字明快可读。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把“新鲜”视为优良文风的特征之一，并号召人们发扬光大，这既有客观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因为：文章的内容或者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或者是客观规律的总结，而客观世界不仅是千姿百态的，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以反映客观世界为功用的文章，怎么能篇篇相袭、千篇一律呢？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1958年，毛泽东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等篇按语中，对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的党八股给予严厉批评，对写得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给予热烈赞扬。“新鲜”不仅仅是文章的形式问题，更主要的是优良文风在文章内容上的表现，而“生动”则主要是文章形式在文风上的表现。毛泽东在书信写作中亦很好地实践了自己所倡导的“新鲜”、“生动”的文风。他的书信内容真实，观点鲜明，决无陈腐的思想和观念，而是处处闪耀着领袖与哲人的真知灼见，体现着伟人的博大胸怀，前述几例均可为证。在形式上，毛泽东的书信语言像他的其他文章一样，生动活泼，毫无俗套、刻板、呆滞的感觉，读之，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较之其文章，更加口语化，更为亲切感人。

　　毛泽东书信语言的生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善于创新活用；二是非常注意语言的形象化；三是恰当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强语言的表现力。试看例句：

　　①我又讲了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致周世钊》1958.10.25)

　　②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致傅作义》1936.8.14)

　　③十年酣战，随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致朱绍良》1936.9.8)

　　④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太冷否？(《致柳亚子》1949.5.21)

　　例①把“添油加醋”这一固定成语有意拆开来说，显得俏皮幽默，充满灵气；例②例③分别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两个成语的活用，虽用古语，亦造出变化；例①则创造性把“泼冷水”这一惯用语与“夏天”联系起来，因势造语，机智幽默，妙趣横生。

　　我们再看下面一组例句：

　　⑤求喘息谓为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1949.2.2)

　　⑥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致冯玉祥》1936.12.5)

　　⑦你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致徐特立》1937.1.30)

　　例⑤用形象化的排比句，活画出日薄西山的国民党反动派两面派的嘴脸；例⑥用“虽噬脐而无及”这一比喻，点出不团结抗战将造成怎样的千古遗恨，生动深刻，极富警策力；例⑦则是大家所熟知的口语论、形象化的比喻句。

　　深厚的古文字、古典文学的功底使毛泽东在作书时常常能信手捻来、自然恰切地引用典故、诗词、警句、格言，同时注意恰当地使用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段，这亦大大增强了其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请看例句：

　　⑧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见诗·卫风·木瓜》)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致章士钊》1965.5.26)

　　⑨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

　　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致蒋介石》1936.12.1)

　　⑩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致徐特立》1937.1.30)

　　以上三例分别使用了引用、对仗、排比的修辞手法，引用确当，对仗严整，排比有力，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毛泽东书信语言的生动性，得益于其多年潜心学习语言的功夫，他为我们树立了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光辉典范。

　　(责任编辑：周正)

（《应用写作》199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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