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应用写作学的本源问题和本体问题

在我国，应用文及其写作活动源远流长，但“应用写作学”却是一个当代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期，周姬昌基于应用写作课程建设和写作指导两个学科本源问题，即应用写作学得以产生的根源，提出学科建设的初理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贺汪泽基于应用文写作本体问题，即应用写作学的本质、结构和基本原理，提出学科研究的初理论。他们作为学科的初代学者，奠定了学科的基本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对学科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一）周姬昌：应用写作学是写作教学的课程，也是指导写作的学科

当“学”用于指学科时，指的是某一门类的系统知识，即知识或学习的一门分科，尤指在学习制度中，为了教学将之作为一个完整的部分进行安排。1980年12月，周姬昌在中国写作学会（时名“中国写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首次发出“创设应用写作学”的倡议，主要是指学科专门课程的设立。次年，他正式发表《一门渗透文理科领域的中介边缘学科——创设〈应用写作学〉刍议》，针对当时大学基础写作课不能满足毕业生职业岗位需求，急需开展“通才”教育的问题，提出大学要将应用写作课设为必修课，并从教学思路、教学方法、写作依据、写作方法和作品特点等“教”和“作”两方面定义应用写作学：

“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指的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写作教学的课程，它和一般强调形象思维的作用进行教学的文艺写作课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偏重对事物的系统分析与论述，在于以科学实验和生产技术及其成果作为理论依据，通过综合、归类、分析与判断，使之形成为条分缕析的书面语言。”[1]92

周姬昌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教学的思路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他本人却在实践中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1984年，他在《应用写作学概论》（上册）中，把上文中提出的“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写作教学”改为“运用实例教学法进行写作教学”：

“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指的运用实例教学法进行写作教学的课程，……（此处略去与上列引文相同文字）”[2]7

他这里的“实例”，并非例文，而是包含例文在内的真实的写作案例。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他借鉴美国商学院实例教学法（今译案例教学法）编写这本专著，写得非常辛苦，上册出版后，又经过3年教学实践和资料积累才于1987年3月出版下册。两册书以经济类、行政公文类、科技类和商用类文章为应用文体，不但“首次把行业专用文体纳入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畴”[3]129,而且为应用写作实例教学提供了翔实的教学案例和示范。但是，学界已先入为主，当时普遍接受的是他的“逻辑思维教学”而不是“实例教学”。直到21世纪，“随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在中国强势回归”[4]58，他倡导并实施的实例（案例）教学法才逐步成为学界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之一。

至于应用写作学作为一个学科分类或一门系统的学科知识，如何去构建其教学内容、确定其适用范围，由于处于学科草创期的学术积淀还不够深厚，周姬昌在论文和教材中都很诚实地说：

“关于《应用写作学》的科学定义是什么，现在也还很难作出结论。但是，顾名思义，也不妨把它解释为指导应用文写作的学科。”[1]95

“什么叫应用写作学？它的科学定义是什么，现在也还很难作出明确的结论。但是，顾名思义，也不妨把它解释为指导应用文写作的学科。”[2]5

周姬昌把应用写作学作为指导应用文写作的学科，点明学科建设在其源头，即在教育场域和应用场域的重要性。对于何谓应用文，他采用排除法说：“应用写作学文章有其独特的文体……它同其他文体之间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应用’二字。就是说，凡属应用写作学范畴的文章，必须具有直接应用于客观事物的某种价值。”[2]10他的应用文“直接价值”说，后经贺汪泽、徐振宗和林可夫等学者持续探讨[5]，最终成为学界定论。

对于应用写作教学法，周姬昌借鉴工商管理“选取典型”的办法，在论文中提出了应用文项目教学法：“即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厂矿企业单位，作为系统工程的兰（蓝）本，并针对其各个环节所具备的管理项目，进行有关专题摹拟的应用写作的技能训练。”[1]95 这一教学理念与民国时期曾尝试职业应用文设计教学法的潘文安相类似[4]。但是，从周姬昌编写的教材来看，他最终并没有采用选取典型的项目教学法，而是使用了取材广泛的实例教学法。

尽管周姬昌的学科概念主要是指应用文教学科目之“学”，研究如何“教”才能更好地指导“作”，拘泥于学科本源问题，但他是当代第一个打破学科壁垒，从建立学科的角度，以“学”来冠名应用写作的学者，并由此奠基了自觉构建和研究当代应用文教学体系和写作体系的问学之路。他的倡议得到学界的积极响应，王力、程千帆、钟敬文等著名学者都曾为应用写作学著述作序[6]，肯定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贺汪泽：应用写作学是研究应用文的学科，以应用文体为研究对象

1985年，《应用写作》杂志创刊号热烈地宣告：“在北国的春城，《应用写作》问世了。这个杂志有如一个报春花，送来了应用写作学科春天到来的信息。”[7]2可是，由于当时信息尚不发达，咨询传递方式相对落后，学界资料匮乏、眼界有限，尚处于草创期的学科研究对“应用文”“应用写作”等学科基本概念的认知较为模糊，在学科分类方面还存在应用文体与其他文体纠缠不清等问题，甚至对应用写作作为学科课程是否有必要开设等也有异议[8]，更遑论对应用写作学的完整认知。因此，这一年，应用写作学需要越过寒流才能进入春天。所幸，带领学科跨越寒流的不仅有《应用写作》这样的专业刊物，更有以贺汪泽为代表的学者对学科核心概念的重构。

针对刘锡庆等学者的尖锐质疑，文章史学学者贺汪泽发表《关于应用写作学研究对象》一文，提出应用写作是一门古老而又全新的学问。对于怎样的文章才算应用文，他批判性分析了当时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辞海》、周姬昌《应用写作学概论》和李景隆《应用文体写作概要》。其中，他特别针对《辞海》定义应用文“简明通俗”提出疑问：“在写作实际中，一律以‘简易通俗’来要求，似乎难以办到。……当代应用文如此，古代应用文更其显著。呈递给尊长的文字，为表示礼貌和情分，很多情况下都是做得特别难懂的，其难懂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其他的文体。”[9]45-46据此，他进一步提出：“我们承认应用写作学是一门学科，在写作中也必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势：专业化和大众化。”[9]46这两大趋势既是针对学科现实的总括，也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预测。

贺汪泽借用矛盾论分析应用文的特殊性，认为文学写作和应用写作都以普通文章写作为基础，但分别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从社会功能说，一个引向情绪感染、潜移默化方向，一个引向实用、实效方向；从表达形式说，一个引向千变万化、千姿百态方向，一个引向规范化、模式化方向。”[9]48由此，他凸显应用写作“去文学化”的特质，给“应用文”和“应用写作学”下定义说：

应用文是以说明文为主要表达方式，具有规范的表现形式，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一类文章；研究这类文章写作规律的学问叫做“应用写作学”。[9] 48

尽管他对应用文“以说明文为主要表达方式”的阐述体现了学科初创时期在个案实证研究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应用文表达特点的认知局限，但他以应用文写作规律为学科研究内容，从外部功用进入概念本体，重新确立了学科建设的问学导向，是一次由外而内的认识上的质变，打破了多年来因拘泥于学科本源问题而对学科概念难以科学定义的困局。

在贺汪泽之前，应用写作学作为指导写作的实用之学，以研究具体文种的写作规律为主，较少对普遍规律的探究，是一种共时性实证研究法。这种研究的本质是对个案的科学归纳，其局限是容易以偏概全，难以形成具有普遍价值的系统性理论。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贺汪泽不但从学科本体问题入手重构学科核心概念，使学科走向了全新的发展路径，为学科应对学界的诟病和质疑找到了突破口；而且参照文艺学研究范式，强调应用写作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作、论、史”相结合的学科三大研究内容：“除研究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规律之外，也还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演变历史研究。”[9]49他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一起纳入学科范畴，让学科研究走向专业化和系统化，使学科建设能够超越教育场域和应用场域进入学术场域，体现出更科学、更自觉、更独立的学科意识。

在贺汪泽明确学科概念的内涵和研究对象之后，仅从当时词（辞）典类著述来看，学界对学科的认知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新的共识：应用写作学以应用文体为研究对象，根据应用文写作规律指导写作实践和教学实践。1986年出版的《写作学简明词典》综合贺、周二人的应用写作学理念注释说：

“应用写作学以应用文体为研究对象。它研究应用文体的本质、应用文体的产生和发展、应用文的分类、应用文的构成，重点是研究应用文的写作规律。应用写作学是研究应用文的学科。它偏重对事物的系统分析和论述，以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写出的应用文为理论依据，通过综合、归类、分析与判断，使之形成具有科学系统的学科。这门学科主要特点是：适应‘智能’教育的要求，适应‘通才’教育的要求，适应正确处理‘信息交换’的要求，适应‘系统工程论’的处理要求。” [10]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学界进一步认识到应用写作学的独立学科价值。1989年出版的《基础写作辞典》综合各家观点，定义应用写作学作为“写作学的一个分支，是以应用文体的写作原理、规律、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实用价值的基础学科”，虽然“在学科建构和理论体系方面，从属于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但从应用写作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特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来看，其研究领域大大超过了写作学范围，且非传统的写作学所能概括。”[11]

至此，尽管对这一时期学科概念的泛化及一些具体文类（种）的归属有不同意见[12]，但学界在贺汪泽影响下，对应用写作学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的本体论认知越来越清晰，既认为它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也关注到传统的中文写作学研究无法统辖它，应用写作学需要另立门户，自成一体。这为21世纪初期，以南京师范大学丁晓昌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促使应用文体学成为中国文学旗下独立的二级学科奠定了学理基础。

二、反思：应用写作学的发展和瓶颈

与周姬昌应用写作实例教学法曾长期被忽视不同，在贺汪泽提出学科三大研究内容后，应用写作学著述大都沿着他提出的方向演进。但是，毋庸讳言，以“学”命名的各类应用写作专著，多集中在1990年至2010年，有据可考的也就40多部，其中对学科研究和认识有重大推进的更是少之又少。此后十多年，一些原本以“学”命名的教材，再版时悄然改换名称，摈弃了“学”字。可以说，学科建设进入了瓶颈期，学界有必要反思：在周姬昌和贺汪泽之后，应用写作学研究在哪些方面做对了，让学科得以健康发展至今；在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使得问学之路没能进一步拓宽、拓深。

（一）学科研究进入写作活动层面，突显学科人与文相结合的动态特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艺理论界兴起写作主体论思潮，提出：“要具有真正的写作能力还必须进行写作主体（作者）的构建”，因为“写作是一种行为活动，其主宰者是文章的作者。作者的品格决定文章的品格，提高文章的质量，就必须提高作者的素质。”[13]390由此，裴显生、路德庆等把作者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探索应用文作者的“基本素质”，突显应用文作者的特殊性，从应用写作“文”的研究拓展到“人”的研究。

事实上，当学科研究突破文体文本层面进入写作活动的层面时，人的因素自然就凸显出来了。裴显生于1985年出版《公文写作概论》，提出“公文写作学”是“应用写作学”的分支学科[14]，不但在写作活动层面探讨了公文写作过程中的问题，而且以专章探讨了公文撰稿人的政治修养、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强调撰稿人的素质与修养。《中国写作理论史》评价说：“这种强调无疑是非常必要的。那种认为应用文有固定的格式，谁也能写的看法，是不懂应用文和轻视应用文的思想反映”[15]488，因为“会写文章的人，掌握了应用文的程式，是有助于写好应用文的。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即使掌握了应用文的程式，也是写不好应用文的。”[15]489

1987年，《应用写作学》出版，路德庆把文章分为普通文章和应用文章两大类，认为文章写作学可以一分为二：

“研究普通文章写作的可叫普通写作学，研究应用文章写作的可叫应用写作学。”[16]序3

路德庆对文章的分类或可商榷，但他明确地把应用写作学的落脚点放在写作活动上，使学科研究从静态的文本研究进入动态的写作活动（过程）研究，并对何谓应用文、何谓应用写作下定义说：“应用文是以说明、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它以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方法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从而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应用写作，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能力，是应变能力的综合体现。”[16]1一方面，作者对应用文“以说明、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界定，突破了此前一些学者把文章的体裁和语言表达方式混为一谈的表述，而且在书中进一步突破此前对应用文表达方式的认知局限，提出：“叙述、描写、议论、说明、抒情是文章的五种表达方式。对于应用文章来说，叙述、说明、议论是基本表达方式。少数几种应用文章，如日记、书信、解说词等，有时要用到描写和抒情两种表达方式。”[16]46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作者对应用写作的定义虽然是外在的，流于宽泛，却隐含了人的作用。

该书采纳贺汪泽的学科建构思路，从文体演变历史到学科基础理论再到应用文书写作，“史—论—作”的脉络非常明晰。基于对应用写作学的动态认知，该书不但以《作者的素质和文章的要素》为专章，并论应用写作的人与文；而且明确把《应用文章的写作过程》列为专章，纳入理论研究的范畴。

1988年，路德庆联合全国二十五所学院主编出版《中国应用写作学》，以文章本体论、作者与读者论、写作论三编提出新的原理三论，不但打破此前“史、论、作”系统论，把本体论概念纳入学科建构范畴，而且以“作者与读者论”突破了此前学界对“人”的单一认知，提出应用文章总是要有一定的特定对象，作者应针对特定对象的实际需要写作，读者和作者是双向交流，互为依存。

1997年，《应用写作学导论》出版，袁士祥开门见山地分析论证应用文不等于应用写作、应用写作不等于应用写作学，矫正了此前一些学者概念不清的问题，而且首次明确提出应用写作学要以应用文和应用写作为双重研究内容：

“它是一门以应用文和应用写作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17]

袁士祥承接初代学者对应用写作学的社会学认知，把学科范畴上升到社会学，似过于宽泛，或可商榷。但该书作为20世纪晚期研究应用写作学的专著，以共时研究为主，系统探讨了应用写作主体论（作者）、客体论（读者）和过程论，“人”与“文”并论，认为应用写作学可以对社会发挥或积极或消极的正负“两极性功能”，探索学科独有的特质。

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与文相结合”的研究，《中国现代文章写作学的历史发展》一书总结说：“人、文结合的文章写作理论研究，其意义在于用一种既延续又更新的动态有机体系来探究写作规律，站在人类文化制高点上观照‘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写作发生机制，为文章写作理论展示出广阔博远的前景。”[13]390的确，前述学者在应用写作学研究中以写作活动为研究对象，凸显“人”是实践的主体，探究人与文相结合的写作理论，不但为学科融合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学科深入开展文道与人道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二）以工具性为学科终极目的，踏入见人却无人的逆向回流

1989年，闵庚尧主编出版《应用写作学》，同样采纳了贺汪泽的学科构建思路，以“应用写作发展的轨迹”勾勒其“史”，以“征实”“立旨”“选材”“谋篇”“遣词”五个动词性概念来构建其“论”，以“指令周知性文体”“报告商洽性文体”“计划性文体”等十三类应用文来研究其“作”。但在概念的界定上，他主要承接路德庆等，把重点放在写作活动上。他开宗明义，如绕口令般阐述了以应用写作为中心的学科核心概念：

“应用写作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应用写作的科学。应用写作是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18]1

对于何谓应用写作，他跨越同时代学者的功用性认知和外部研究，直接进入写作机制内部分析说：“应用写作，就是依照应用的原则，将思维和语言文字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劳动，其成果是精神产品，即各种体式的应用文，其目的在于传播——传递指令、反馈信息、交流情况。”[18]2应用写作的构成要素“既是‘意化’的根据，又是‘物化’的显现”，所以应用文“是从精神劳动到精神产品的不可逾越的中介与桥梁”[18]2-3。他的应用文“中介与桥梁”论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

闵庚尧依据“物—意—文”双重转化论描述应用写作学的任务：一要研究应用写作发展的历史轨迹，二要研究应用写作的构成要素，三要研究各种文体的写作特点和表达方式，四要研究确立基本功训练的习题体系。他提出的学科第四项任务“练”，体现出当时文艺理论界反思“写作主体论”和质疑“文本主义写作学”，倡导写作学“应以写为研究中心”的新理念，即“把研究的兴趣和中心转移到写作行为过程……强调基本能力训练或智能训练”[13]389。受此影响，1991年路德庆主编《应用写作学教程》，同样提出写作学教材要突出智能培养，要落足于“写”，故全书分总论、专题训练、文体写作训练三部分。

重视写作训练，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凸显出来，原本有助于推进学科本源问题的研究，但为了论证建立训练体系的必要性，闵庚尧有些顾此失彼：“应用写作学从根本上讲，不是理论课，而是工具课。知识的传播，规律的探讨，方法的解析，最终都要落实到技能的掌握，落实到写作的实践上。”[18]3这一观点在当时乃至今天的应用写作教学及研究中非常普遍。

曾有学者说：“如果一定要给应用写作学科另起个什么名字的话，那就叫做‘工具’学科吧。”[19]这种观点有意无意地否定了应用写作学科纯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导致学界形成一种与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局面：一方面，专门研究者较少出版纯学术性专著，多把自己的学科研究成果融入教材，落实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却使教材畸形膨胀、比例不当；另一方面，不但一般学习者和写作者只读教材和普及读物，不读史、论类研究专著，一些研究者也不注重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论著研读，纯学术性专著缺少生存空间。

潘新和曾批评“工具性”是语文的“功能界定”，不是“目的界定”，工具论“是误把手段当成目的”[20]。换言之，无论教学还是研究都不能忽视和否认应用写作在功能上的工具性，但是如果把工具性作为学科建设的终极目的，不但容易在客观上造成学科研究见人却无人，而且问学之路也容易走偏，不利于学科整体质量提升。

闵庚尧站在应用写作发生机制的门口，彰显出“人”在应用文写作中的主体地位，但“工具性”认知又使他忽略了“人”，并从学科动态认知逆向回流到静态认知：1999年，在新版《应用写作学》中明确了应用写作就是应用文写作，所以定义应用写作学“是研究应用文写作本质、规律、方法的一门实用性的写作学科”[21]；2007年，他的新版《应用写作学》依然坚持静态认知：“应用写作学，是研究应用文写作方法和规律的一门实用性的写作学科。”[22]

2007年，李峰出版《现代应用写作学》，承接贺汪泽、闵庚尧的定义：

“现代应用写作学是现代写作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基础学科，或者说是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和揭示现代应用文写作方法、原理、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23]1

这一定义同样越过20世纪晚期学科对核心概念渐进性认知的一些新成果，没有区分应用写作和应用文。不过，李峰在书中提出应用写作学以写作活动和文本为两大研究对象，并以“语境（为什么写）—过程（怎样写）—文本（写什么）”构建了应用写作系统论。

（三）探索学科自身特殊性，引发学科对文道和人道的觉知

与闵庚尧不同，1990年，秘书学研究者周恩珍承接并发展了贺汪泽的应用文体学认知，深入到写作的内部和外部机制来界定学科概念：

“应用写作学是研究应用文体制作的内部规律和运转的外部规律的学科，既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又具有学科的专门特点。”[24]23

周恩珍试图以“制作”二字替代“写作”二字，强化应用文写作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体式性”特征，把研究重点引向对学科特殊性的探究。文章突破同时代应用文体研究见人却无人的局限，强调应用文写作规律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从应用文体内在的制作流程来看，“主要是写作主体的作者问题，和致发对象的反馈问题”；从外在的表现形式看，“主要是特定的体式和特殊的语体”[24]25。这就使应用写作人与文相结合的学科特质进一步凸显出来，也使应用写作要研究自身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的问题意识凸显出来。

在周恩珍看来，应用写作学要研究的特殊矛盾主要有三点：“特定体式与实际内容的关系问题，特定作者（即发文名义）与实际撰稿人的关系问题，制作过程和处理反馈的关系问题等等。”[24]26对于研究者来讲，解决这三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应用文为什么应该这样写、撰稿人应以什么身份写、应用文怎样制作以及为谁而写的“文道”问题。

可以说，周恩珍的这篇文章从内外两个方面重新建构了学科概念，解决了此前学科“在阐释概念和论证某些问题上大同小异，甚至相互传抄”[25]，以致停滞不前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学科研究需解决的三大特殊矛盾使应用写作作为一项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凸显出来，为学科建设融合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提供了可能，对学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周恩珍认为应用文体已经形成自己的完整体系，发展成为三大门类，即机关应用文、专业应用文和日常应用文。他的这一划分，让一些备受初代学者争议的文体分类泛化的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出口，也为后来的应用文教材提供了文体分类的一个依据。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林可夫在《论现代应用文的基本理论范畴》所言：应用文的文体分类已由公文书、私文书两腿支撑，演变成公用文书、私用文书和专用文书三足鼎立的新局面。[3]

1994年，《应用文写作学概论》出版，洪威雷以集大成之态把“史、论、作”融合在一起概括学科概念：

“应用文写作学是研究应用文的历史、应用文写作的理论、写作方法、写作过程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26]

这个定义以“应用文”为核心概念，把应用文和应用写作同时作为学科的研究内容。在书中，洪威雷发展了周恩珍提出的应用写作学要研究自身矛盾特殊性的理念，提炼了应用文的八个特殊矛盾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然而，在对学科核心概念的认知上，洪威雷却在不同阶段出现了摇摆：2001年，在合作出版的《应用文写作学新论》中，作者接受路德庆、闵庚尧的观点，下定义说：“应用文写作学就是研究应用文写作的一门学科”[27]5；2005年，在合作出版的《应用文写作学新编》中，作者又从外延上突围，整合应用写作和应用文来给学科概念下定义：“应用文写作学就是研究应用文写作的一门学科。它包括应用文写作活动的规律、分类体系、文稿构成法则、文体特征等等。”[28]

尽管在概念的界定上忽宽忽窄，洪威雷却突破当时对应用文作者一般性写作能力和修养的认知，率先提出撰写者应具有“独立的人格”以及如何锻造自己“理想的人格”，使自己“具有对民族、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未来的使命感”，“具有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严谨、公正而又勤奋的工作作风。”[27]148-149由此，把学科对“人”的研究上升到“人道”的层面。

2009年，刘锡庆发文对洪威雷《应用文写作学新论》提出的“八大特殊矛盾”“本质八性说”等论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最早触及了实用写作的本质和特点，“一旦探讨清楚，建立‘实用写作学’的努力即可奠定扎实的基石”[29]6 ；而且认为洪威雷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新见“深化了‘实用写作’的理论色彩，具有学科研究领先的意义。”[29]6 洪威雷则不负前辈学者的期待，以自我超越带动学科的发展，在2011年发表《论应用写作中的文道 人道 天道》，在业内引发反响，提升了学科人与文相结合的研究层次。近年来，他更是承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传统，从应用文写作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如何通民心、达民意、惠民生等，引导学科以重视民心、畅达民意、关注民生为立足之本，开掘学科的独特价值，打开了应用写作学研究的格局。

（四）把教育场域排除出学科范畴，窄化应用写作学概念

21世纪以来，学界继承、发展和整合对学科核心概念的认知，在概念的界定上重本体、轻本源，逐渐把教育场域排除出学科范畴，窄化了应用写作学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提出应用写作学和应用写作教育学分属两个领域。

2003年，余国瑞整合应用写作理论研究成果，尝试从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四个层面构建应用写作学学科体系。他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对学科核心概念进行了剥离和细化：

“应用写作理论创新包括两个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方面：一是应用写作实践理论的创新；二是应用写作教学理论的创新。前者属于应用写作学的范畴，后者属于应用写作教育学的范畴。它们的区别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两者相比，首先要做好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即做好教学内容的研究，如果连教什么都没有弄清楚，何谈怎么教！”[30]

余国瑞把应用写作学研究作为应用写作教育学研究的基础，进一步明确应用写作既是一个学科分类也是一个教学科目，强调学科研究应理论与教学并重，理论研究要先行一步。这本身没有问题，但余国瑞没有区分学科的本源问题和本体问题，把应用写作理论研究分为两个学科范畴的同时，无意之中把教育场域排除出学科范畴，窄化了应用写作学概念。

2008年，张明撰写书评《他们在奋力创建应用写作学科的雄图大业——读〈应用文写作学新编〉有感》，基于上述学科分类，批评该书把“应用写作立体化教学”的内容放在“应用文写作学”的正式内容之中不够科学，认为这二者分属两个领域。[31]

其二，以应用文体学涵盖应用写作学。

2012年，丁晓昌为“应用文体学”博士文库作序，继承、整合贺汪泽、余国瑞、路德庆等前辈学者的研究理念，提出了应用文体学概念：

“应用文体学是研究古今各体各类应用文的实质、功能、类别、特征、演变和制作、处理程序的一门新兴学科,是整合了历史学、文书学、文章学、文学、档案学、文献学、语言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资源,同时又有独立研究对象和领域的交叉学科。”[32]3

在序言中，丁晓昌提出了学科构建的整体思路：“应用文体学的学科结构可以概括为包含‘本体论’‘历史论’和‘应用论’三个模块的‘一体两翼’模型。”[32]3

该模型以本体论为一体，以历史论和应用论为两翼。但是，丁晓昌没有区分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并论应用写作学、实用文体学、公文学三个学科概念：“‘一体’即‘本体论’……当今已有的‘应用写作学’‘实用文体学’‘公文学’等均可纳入这‘一体’之中。”[32]3这一阐述把应用写作学归为应用文体学下“本体论”的组成部分，明确窄化了应用写作学概念。同时，在其“一体两翼”的模型中，完全没有教育场域的独立位置，同样值得商榷。

2018年，黄文贵借用欧内斯特·L·博耶的“多维学术观”，从“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四个方面审视应用写作学的学术范畴，认为“博耶把‘教学的学术’放在一个完整的学术链条上进行讨论，给了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应有的学术尊严”[33]，由此提出我们应把“教学的学术”置于应用写作学的整个学术系统中，在学术的源头上下功夫，以此提高学术成果的质量。这一观点把本源问题置于本体问题之中，回应和推进了初代学者的应用写作学理念，也为本文重新构建应用写作学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未完待续）

注释：

[1]周姬昌.一门渗透文理科领域的中介边缘学科——创设《应用写作学》刍议[J].武汉大学学报，1981，（02）.

[2]周姬昌.应用写作学概论（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3]林可夫.论现代应用文的基本理论范畴[G]//林可夫.现代写作学：开拓与耕耘.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注：该文于1996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现代应用文国际研讨会”上首次发表；于1998年拆分为《应用文的尴尬与困惑》《先贤们的功绩与缺憾》发表在《应用写作》杂志。

[4]张江艳.“学科主体”和“学生主体”的双向奔赴——百年前两场学生本位应用文教学实验的批判性分析[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24，18（02）：56-62+72.

[5]参见：①贺汪泽《关于应用写作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出处见注释[9]；②徐振宗：“它直接产生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中，并直接发生社会效益和作用，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它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凭借逻辑思维，并多用直接表述、即‘晓之以理’的表达方式。”（《应用写作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③林可夫：“周姬昌的‘直接价值’论，是重新认识、深入研究应用文的一条重要思路。他已经站到了应用文本质属性的门槛前，却不无遗憾地把跨入门槛的任务留给了后来人。”（见注释[3]，第124页）。

[6]1984年王力为刊授大学《中国实用文体大全》作序；1989年程千帆为剑奇《历代应用文概说及选读》作序；1994年，钟敬文为徐振宗《应用写作学》作序。

[7]编辑部.发刊词[J]应用写作，1985，（01）.

[8]刘锡庆.谈高等学校的写作教学[J].殷都学刊，1985，（01）：38-45+37.

[9]贺汪泽.关于应用写作学研究对象的探讨[J].殷都学刊，1985，（04）.

[10]武少文，邵璧华.写作学简明词典[G].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32.

[11]林文勉，程克夷，程国安.基础写作辞典[G].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10-11.

[12]林可夫1996年12月在“现代应用文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论现代应用文的基本理论范畴》，认为周姬昌“把应用写作的大门对各专业写作文体敞开，极大地丰富了应用文的内涵，却又因外延的不确定性，导致出现文体无线膨胀的倾向”，“大大地拓宽了应用文的传统领地，但同时也列入了一些引起异议的‘新’应用文名目，如经济论文、经济评论、经济新闻等”。出处见注释[3]。

[13]王钦韶.中国现代文章写作学的历史发展[M].郑州：文心出版社，1997.

[14]裴显生：“在中国写作学会成立大会上，有同志提出建立‘应用写作学’的倡议，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支——‘公文写作学’，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公文写作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5]刘锡庆.中国写作理论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6]路德庆.应用写作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17]袁士祥.应用写作学导论[M].上海：百家出版社，1997：28.

[18]闵庚尧.应用写作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19]邹正利，姜庆仁.关于应用写作学科性质的商榷[J].莱阳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66.

[20]潘新和.再版序[M]//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济南：济南出版社，2017：5.

[21]闵庚尧.应用写作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

[22]闵庚尧.应用写作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

[23]李峰.现代应用写作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24]周恩珍.试论建设《应用写作学》的几个根本问题[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01）.

[25]沈辉.应用文的定义、分类及其他[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2）：23.

[26]洪威雷.应用文写作学概论[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

[27]洪威雷，王颖.应用文写作学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8]洪威雷，毛正天.应用文写作学新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5：3.

[29]刘锡庆.关于应用文的几个基本问题及研究新进展[J]. 应用写作，2009，（06）.

[30]余国瑞.试论应用写作理论创新（上）[J].应用写作，2003，（04）：6-7.

[31]张明.他们在奋力创建应用写作学科的雄图大业——读《应用文写作学新编》有感[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02）：83+82.

[32]丁晓昌.“应用文体学”博士文库序[M]//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广陵书社，2012.

[33]黄文贵.论应用写作学的学术视野[J].应用写作，2018，（03）：10.

（作者单位：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编辑：郑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