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权威与理性一直被视为公文写作与传播的基本准则。然而，随着媒介社会的演化，公众对信息的理解与响应愈发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早有学者提出“情感”是公文内容和风格构成因素及发挥社会效用的重要条件，对公文情感因素应恰当掌握，以改进文风并发挥其社会作用^[1]。在媒介化社会的当下，公文不仅需要关注写作实践中情感的运用，还需要关注传播环境中的情感涌动，这不但塑造着公众对事件的认知，还影响着公众对官方形象的感知与评价，进而关乎着舆论场域的稳定、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一逻辑既呼应政治传播中的“讲故事”策略，也契合媒介化社会的情感治理需求。情与理、权威与亲和之间的张力，成为当代公文传播不可回避的命题。

一、情感何以成为公文传播的新议题

公文传播学作为结合公文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强调公文的生产、传递及社会影响^[2]，公文传播作为以公文为媒介传递信息的过程，旨在影响受众的态度、观念乃至行为，实现政策传达、社会治理等目标，其与政治传播在传播目的、技巧、形式及权威构建等方面存在着深层逻辑关联。“讲故事”作为一种传播学中政治领域的媒介实践，强调“重新书写信息资源”以“摆脱文本的乏味苍白，启动社会关注的引擎”，其核心在于“人”，即人性和人类情感^[3]。公文与政治同根同源，公文诞生于政治之中、为政治服务，并影响着政治^[4]。中国公文写作的情感使用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情感动员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表达。

唐代古文运动发起人韩愈提倡“以道为主，以文为辅”的创作理念，将作者主体修养与文本情感张力相结合，将散文引向政教之用。陆贽所写的奏疏一类公文巧妙将骈散融合，运用骈文的形式美增强文本感染力，运用散文的逻辑性以保障信息传达效率^[5]，“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印证了公文传播效能与情感修辞的正相关关系。至北宋时期，王禹偁《御戎十策》通过呈现“报国未竟”的祖父形象建构情感认同，极具说服力，体现了公文写作不仅能够“以文传意”，还能够达到“以情达政”的境界。宋代公文风格体现出“以气主文”的特色，承载着“豪气”“志气”“怒气”“怨气”等情感因素^[6]。近代以降，公文的情感动员功能在民族危亡语境中臻于成熟。及至现当代，公文写作在保持权威性的同时，逐步形成“新鲜活泼”的文风审美与“思想深刻、富有新意”的内容要求^[7]，即适当用典、修辞，调动观者情绪，帮助民众理解与掌握信息。即便是命令、通报、声明等权威性较强的文种，仍渗透着情感因素^[8]，由显性动员转向隐性说服。

可见，历来强调权威性的公文，无论信息发出主体是组织还是个人，其核心要义是力求在严谨行文中传递理性思考的深度与人文关怀的温度。这种写作逻辑与政治传播中的“讲故事”逻辑实有相通之处，即皆需在规范框架下实现与信息接收方的思想共鸣。因此，当下公文的写作与传播也应以“讲”的逻辑代替“写”的逻辑——讲好“公文”、讲“好公文”，应将“情感”视为塑造公共话语、构建社会共识的核心要素，而非传递信息的附加值，“情”不仅是内在的生理活动，而且有着与外部环境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力量。公文传播的情感转向，不只是传播策略的创新，更是理性与情感和谐融合的体现。

二、公文的情感功能转型

伴随着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持续渗透、媒介逻辑对各类社会机构产生突出影响，全球范围内逐渐出现了新的数字情感文化，这些文化是由情感主导的、依靠数字平台维系的群体互动形式，人们围绕特定情绪体验形成情感共同体，共同建构意义、分享情绪、寻求认同^[9]。新媒体的发展让个人情绪表达更加便捷，给传统的层级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一方面，制度化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分散的情绪表达；另一方面，公众的情感体验比过去更能影响信息的解读。近年来出现的“情感治理”等理念，反映出情感要素正缓慢走向社会治理的中心。因此，公文中的情感面临着双重转型：在文本维度，从修辞手段转向关系建构；在传播维度，从辅助手法升级为治理资源。

这种转型与新闻传播的情感转向存在学理同构性，以新闻传播的情感转向逻辑作为参照，早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情感叙事能够促进受众对新闻的理解^[10]，唤起受众特定的情感能够进一步影响其认知框架与政策偏好。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情感表达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工具，促进了情感化、具象化的个人媒体的兴起，进而推动了新闻事件的个性化叙事，形成了新的认知方式^[11]。能够引起和关照受众情感反应的新闻，往往具备更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以公文与新闻的功能耦合为切入视角可以发现：第一，数字时代的公文（尤其是周知性公文）与新闻均以告知公众特定事件或情况为核心功能，并通过信息的传递引导舆论、动员行动，服务于“疏通社会症结”；第二，两者的传播目标趋同，皆追求真实性、时效性以及传播效果，强调对公共事件的敏捷响应与传播效能最大化；第三，相较于新闻，公文在社会治理效能上更进一步，新闻通过舆论监督间接推动问题解决，周知性公文则以权威姿态直接参与社会治理。这些功能趋同性提示公文传播者，公文传播亟需吸纳传播学的情感转向智慧，在保持权威性的前提下，建构更具情感渗透力的治理话语体系。

三、“讲好”公文的传播策略创新

参照“讲故事”的政治传播逻辑，即应关注在“何种情境”下，故事由“谁”讲给“谁”听，造成“何种后果”，将叙事情境效应、叙事者效应以及叙事行为效用作为重点^[12]。这种叙事策略能够帮助公文传播在媒介化社会中适应性进化，既能有效规避工具理性过度导致的情感稀缺，又能防止价值理性失序引发的情感通胀，最终在政治权威与公众共情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一）把握平台逻辑，感知传播氛围

不同媒介平台依据自身特性与用户偏好，形成了各异的平台逻辑，要求公文传播者具备敏锐的“平台思维”，据此思考公文内容呈现方式，并制定有效的互动策略。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其优势在于调动视听元素，使传播更生动直观，但传播者需坚守底线，防止娱乐化侵蚀公文权威性。在图文类平台上，传播者则需在有限篇幅内合理布局，既适应受众碎片化阅读习惯，确保关键信息快速传达，又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与连贯性，防止误导。

与受众的互动亦应考量所处媒介时空不同的传播氛围。一方面，受众针对公文内容发表评论，实则在传递着自身的情感信号，对此，传播者应及时捕捉并以诚挚的态度予以回应，通过积极的互动交流让公众由衷地信任公文背后的发布主体；另一方面，公文发布时间的选择也需要契合受众的情感节奏，针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并非回应得“越快越好”，而应从传统的“及时回应”向更高层次的“弹性回应”转变。传播者需持续观察舆论场，基于价值导向进行分析，在舆情爆发前主动介入与对话，洞察潜在动向，预防危机与舆论反转，巩固公信力与权威性，实现信息传递与情感共鸣的协同共进。

（二）明晰自身定位，重视受众情绪

公文传播作为基层政府与民众间具体沟通互动的过程，其效果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13]，进而影响政府公信力与社会治理效果。当下，“用户”作为公众在网络空间的身份标识，被媒介技术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监督者。传播权力的结构性转移要求公文传播者革新范式，放下“指挥”“教导”“告知”的姿态，与公众“沟通”“交流”“对话”，推动公文由权威告知向情感对话转型，兼顾内容传递与情感影响。

面向公众广泛传播的周知性公文需跳出单向传播惯性，建构基于情感的双向协商机制。可采用“低语境”“高互动”的表达策略，将公文转化为可参与、可迭代的对话文本，积极与公众互动。通过情感可视化技术，如数据叙事、亲历者视角等，积累信任资本，凝聚主体共识，降低“对抗式解读”的可能性，实现政策感知、情感共振与治理认同。

（三）传播内容情理平衡

基于斯宾诺莎情动哲学的理论启示，情动哲学不仅关注情感的变化和强度，也强调通过理性对情动进行调控，投射到公文传播领域则表现为情感的伦理问题，即如何在增强情感表达的同时，规避情感滥用与异化，保持伦理的自觉，维系公文的正当性边界。情感的伦理调控不仅关乎传播效果，也关乎传播主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

“讲”好公文，要求周知性公文应该以充分掌握事实为基础，以准确传达信息为准绳，实现逻辑清晰与情感共鸣的叙事张力平衡。“讲”并不意味着虚构、美化，而是在把握事实、识别公众情绪的基础上，生动传递信息，适当运用情感化叙事，增强信息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保持权威性的同时融入情感可及性设计，如通过共情叙事，消解科层制话语的认知隔阂。尤其是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公文，第一要义是避免信息模糊导致误读，要保证语言、形式规范。此外，从公众“情感”考量，更应该关注到受众易产生的诸如担忧、焦虑、悲伤等复杂情绪，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事实的机械呈现，而应更加注重对公众情感的关切与重视，使公文在传达信息的同时，能够给予公众情感上的慰藉与引导。

（四）传播媒介视听兼顾

公文的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受众情绪感知。传统文字叙事模式与当下多元的信息接收偏好冲突，公文亟需从“纸媒”思维转向“智媒”思维，在坚持权威性、真实性、政治性、引领性的基础上，调动视听逻辑，以全新方式动之以情，“讲”好公文。

“精简”的公文呈现形式是顺应受众“碎片化”阅读习惯的体量减繁，让公众能高效地知晓与自身利益或社会事务相关的核心信息，进而产生对信息掌控的满足感与安心感。社会中常见的周知性公文相较于内部流通公文更强调信息内容的提炼，萃取精华重点展示，实现有效触达。

“图文并茂”的公文借助图表、信息图、数据可视化等方式，浓缩展示关键数据与观点，提升传递效率与可读性。图形元素的设计、色彩的运用、信息的布局等都是视觉语言调动受众情感的具体方式，如以与生机、繁荣相关联的绿色展示经济的增长成果，以暗淡的灰色或红色来突出警示信息。

“视频化”的公文呈现方式旨在充分调动起受众的视觉思维与听觉思维，前者是基于知觉刺激的“直觉思维方式”^[14]，后者则是一种基于音韵与节奏的“共鸣思维方式”。两者结合赋能公文内容生产，能够通过更富有创意和表现力的形式调动受众情感，使其在情感共鸣中深入理解公文传达的意义与价值，情绪被深度触动并沉浸其中，进而对公文所涉及的主题产生深刻的情感记忆与认同。

在媒介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技术的发展让“人”更为突出，促使“情”愈发重要，“情感治理”正成为媒介时代社会治理话语中的关键要素。社会治理实践都在积极探索情感治理模式，以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目标。公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媒介，其传播策略也需顺应情感逻辑的变迁。应当认识到，尽管公文强调权威性与严肃性，情感依然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媒介化时代，公文传播者应探索更为丰富的情感实践。深刻理解“讲”的逻辑，不仅在写作上能够增强公文的说服力，而且在传播中能够帮助传播者全面考量情境、角色和效果等多方面因素，实现与受众的有效沟通和互动，由此方可“讲好”公文、讲“好公文”。

注释：

[1]惠尚学.公文的情感因素及其表现[J].秘书之友，1987，（5）：22.

[2]袁智忠.交叉学科视域下的公文传播学[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36(10):167-173.

[3]姜红,印心悦.“讲故事”:一种政治传播的媒介化实践[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38.

[4]袁智忠.公文传播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48.

[5]王朝源.试论陆贽的公文写作[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48.

[6]冒志祥.论宋代公文文风的嬗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5）：161.

[7]岳海翔.公文写作应符合什么标准[J].新闻与写作，2014（4）：82.

[8]邢继扬.浅谈“情感”在党政公文写作中的运用[J].应用写作，2019（8）：16.

[9]Katrin Döveling，Anu A. Harju，Denise Sommer.From Mediatized Emotion to Digital Affect Cultures：New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Flows of Emotion.[J]. Social media+ society，2018，4（1）：1.

[10]Mervi Pantti. The value of emotion：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notions on emotional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25（2）：175.

[11]凯伦·沃尔-乔根森，田浩.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迈向新的研究议程[J].新闻界，2021（7）：30.

[12]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8，33（2）：178.

[13]张雪霖.“回应性政府形象”：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政民沟通体系再造——以南京市12345市长热线媒介为例[J].国际新闻界，2023，45（6）：119.

[14]王晓培.数字新闻生产的视觉化：技术变迁与文化逻辑[J].新闻界，2022（2）：17.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编辑：杨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