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简称《要求》），将“中文创意写作”正式列入二级学科。《要求》中明确提到，本学科的目标为“促使学生具有应用文及一般写作的基本素养”。这说明应用写作被中文创意写作囊括为“题中之义”，是中文学科学生的必备专业素养。值得注意的是，《要求》的表述中隐藏了两个问题：第一，何以应用文会列入创意写作的范畴内；第二，何以应用文写作会位列一般写作之前。这两个问题存在一个共同的指向：应用文写作的内在精神同样具有某种创意性，其创意性生成的源头并非是“文体”，而是“主体”。

在中文学科内部，应用文写作往往被视为“技”而非“道”，似以实用性为先。诚然，应用文受限于各类应用性文体的写作规范，自当以“用”为主，但“如何用”“谁来用”“为谁用”等问题才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以上问题都是针对“具体的人”，而考虑创作生成过程中每个具体的、个性的生命正是创意写作超越常规写作之处。简言之，这是一个“创作主体”问题：应用写作内在精神的突破点应从“行文规范”“实用性强”走向“具体的创作生命”，即从掌握各类文体写作理论知识转向以人文知识和精神比照为基础的实践性写作。正是在引入个体生命的独特性的基础上，应用写作与创意写作的内在特征有了可共享、可衔接的精神内核，即将“创意主体”放在创作的核心位置。故此，一种可能的转向随着应用写作的新定位而萌发：应用写作应该引入“创意主体”，形成从“文体”到“主体”的转向。

一、从应用到创意：写作主体的变化

创意写作研究由作者、读者、文本、世界构筑的文学四维空间组成，在其空间内外都有可延伸的场域。其中，“作者”作为创意的主体，取代传统的“文学四要素”中的“作品中心”，占据了这一四维空间的核心。当创意作为一个目标被提出时,该目标需要一个有个性、多元化、多样态、重心理的承担者，这关乎创意的本体范畴问题。“何人写”直接关乎“怎样写”，从而取代了传统创作中的“写什么”，即便是在创意写作发源地的爱荷华工作坊，创作者们往往也要把“自己的作品包装成为自己的身份（族裔、性别、性取向、残疾等）代言，才能够得到垂青”[1]。从存在论来看，创意写作中的作者是作为海德格尔所言之“在世存在”而立足的，是具有同世界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作为主体的人。海德格尔也强调，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共在，那么作者也就勾连起内在主体世界和文学文本的虚构空间，使创意写作能直接面向对于创作主体心理进行记录、探究、发掘，并以多样化形态的叙述加以呈现。

在应用写作中，这一四维空间同样是成立的。“作者”因其面对的需求对象或诉求，携带生活经验而走入核心地带；相应地，“服务对象”作为“作者”处理其生活经验、达成个人诉求的重要性居于次席；再者，前两者共同面对与处理的“事件”，即经验世界；最后，则是作为应用写作实践产物的各类文体。无论是创意还是应用都在这一四维世界中表现出了某种多样性，区别是：前者是创作主体的多样性，而后者是创作文体的多样性。两种不同的多样性正是传统意义上对创作与应用文之分野的认识误区，认为应用写作只是依照某类应用型文体表达某种功能，而忽视了其能动性。能动性应以人为依托，应用写作“始于人而用于人”，它不仅是写作者写作能力的表征方式，更是写作主体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多模仿、照样子”便能摸到应用写作的命脉，那可能就会陷入照本宣科的泥淖。此番《要求》将应用文列入中文创意写作学科之内，既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也暗示了传统应用写作的弊端，即忽视写作主体，重视文本规范。应用写作与创意写作的内在联系，正在于二者都应该重视作者的主体性。

那么，作为“以文行事”的写作实践，应用写作的主体性应该向何处寻觅? 细化该问题则会发现，应用写作的主体性建构与文本服务对象之间，远比其他文类更紧密。那么，应用写作所服务的对象实则是“作者”与“读者”两部分，由作者提出诉求而由读者完成诉求，才能完成一次写作行动。写作主体应是以“内外合一”的姿态存在，内在是以自我诉求的独特性为写作动力，而外在则必须要考虑需求对象的心理期待，并把这种期待纳入写作主体的自我心理之中。因此，应用写作要在“自我表达”与“需求表达”之间做出某种平衡，写作主体在书写的同时应将需求对象的主体性也纳入写作人格之中。对此，应用写作的写作观转向显得尤为必要。相较于文学作品，应用文似乎更具有“白纸黑字”的物理属性，但应用文“得以存在但并不等于它”[2]。并非只有文学作品才是精神存在的证物，具有社会功用的应用文同样如此。它们都证明了“精神、意识、感觉等非物理世界才是其本体存在，并且，这一非物理世界又是形式和形式化的世界，思想、理性、意志等在这一世界中都被形式化了”[3]。总而言之，应用文也具有超越“白纸黑字”的物理状态的可能性，成为形而上的精神存在，其写作主体也应该是“共在”的。

“共在”依然借助了海德格尔在其专著《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此在”（Dasein）概念，创意写作就是一种“此在的写作”，作为其中的首要部分，应用写作自然也有“此在写作”的特性。海德格尔用人特殊的存在方式来规定人，这种对人的规定是从可能性出发，因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去的那个存在。“在世存在”要求人超越自己而存在于世上，世界是存在者总体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事物在这关系总体中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应用写作始于人而作用于人，其中各种文体正暗示了此在的关系总和。正是在这一维度下，应用写作共享了创意写作对写作主体的要求，将其从“写作”解放至“创作”状态，将以文体为本向以主体为本转向。

二、应用写作与创意写作的主体衔接

在创意写作中，探索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活动是先于写作创作本身存在的，“创”有创造之意，亦有发现之感，写作的创意维度就是作者对自我的重新发现维度。讲好属于每个平凡人现实的生活故事，抒发每个人的内在情绪潜能。通过对“我”的二度发现，创意导向能帮助作者向主体内在更深处探索，让个人的独特经历和内心经验成为文学本体论的坚实存在。应用写作亦有此题中之义，因为应用文的本质是“以言行事”的一次文本事件，在写作过程中主体与需求对象进行互动，而文本则作为其载体而非写作的最终意义。由此而言，应用写作更在意“人与人或人与物的关系”，但如何把握好每一次行动双方的特质，则需要将写作主体视为有创意性的主体。

如果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应用写作主体可以类比“存在”，而创意写作的主体则更类似“此在”，二者并不能等同。“此在”是海德格尔在“sein”之前加了一个“da”而构成，它意味着存在具有“当下性”，此刻的空间与时间对存在有着不可忽视的限定，存在呈现出一种生活其中且与之发生关联、交往的特定状态，一种对存在本质的去抽象化。因此，“此在的写作”意味着写作主体是去抽象化的。只有明确了特定的、具体的书写主体和需求对象，应用写作才能真正“从人走向人”。

“创意转向”的另一维度是拒绝“填充”，即反对以文体规条为尊，将写作视为一种“完形填空”。传统应用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各类文体的行文规范要求严格，从学科基础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发展的维度审视，长此以往或会成为学科和实践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写作者更重视知识的机械记忆和理解，忽视了知识的运用，因而存在着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填充”是作者面对某类特定文体，严格遵照其文体格式把想表达的内容填进去，仿佛完成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只要形状一样并不在意内容为何。这在保障写作者快速成文的同时，也会对文本的思想深度和内容效度产生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该现象是应用写作无法“满足应用”的原因，也是必须要引入创意写作的原因。长期的“完形填空”会导致写作者失去对特定文体的敏感度，在面对新兴文体时会下意识“套用”固有文体思维；或是较少思考应用对象的需求，因而难以百分百结合实际；或是缺乏内在的逻辑性，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亟待被解决的问题之间有所偏差。单纯依照文体进行填充有违创作的原创性，应用写作对具体的创作主体和需求对象一般都有明确的要求，应用写作与创意写作的主体衔接也正在此处。

“创意转向”的最后一个维度是写作主体在经验与逻辑层面的创意化。从作者主体性方面来看，具有创意的主体能内在地深挖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内化到“此在”之中，形成“在世存在”。在创作的“无我”到“真我”状态中，作者主体的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距离被缩短，外在的需求对象被自我以内在性的方式体验。另一方面，需求对象作为接受主体能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体验到“量身定做”般的效果，从而使文本的应用性最大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本的应用性在应用写作的过程中是逐步“式微”的，这并非是指文体规范性的减弱，而是写作者由于自身经验与逻辑不足，反而阻碍了文本的实用效果。创意写作主体对自我与他者天然具有敏感性认知，更能从情理经验与事理逻辑两方面寻找文意中的独特性。许道军教授指出：“新型创意写作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是‘创意’，中介是‘写作’，终点是‘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起点为终点服务。”[4]也就是说，是“创意”而非“写作”在为公共事业进行服务，它的最终指向应该是属人的。在传统的应用写作中，写作主体事实上不是“人”而是“文”（文体），引入创意写作的主体精神，是要将写作从“以文体为本”中解放出来，达到“是人写，给人用”的状态。

三、以“理”见“人”：新写作主体的生成

那么，应用写作中新的写作主体该如何生成，或者说需要哪些内容，则成为引入创意写作主体模式时必须思考的问题。所谓创意，并非是让创作主体脱离传统写作、文学写作与应用类写作的谱系，过分强调差异性与独特性，而是基于不同个体的切实情况开掘自我。在创意写作的转向下，应用写作的新主体必然是“人”，此处的人应是突破了身、心二元对立思维的整体。正如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理论中提到，人类的知觉和行为的主体可以被还原为“身体”（body），即“身体”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具有肉身性，更以知觉性成为人在世存在的基础和前提[5]。那么，作为整体的人的身体主体所感受到的需求与体验都可以相互转化，从而生成独属于自己的切实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创意”具有第一性价值，它“既是本源（创作的内驱力），又是过程（创意赋形），又是结果（生成性的作品也即产品）”[6]，而能统摄这一文学活动的关键是“理”，人是“理”的集合。

传统应用写作看似是以“理”为主的逻辑文，但这种对“理”的理解如果只停留在单纯的文体规则上，则可能故步自封，限制学科发展。理是事物内在的运行规律，更是人生于世的自我法则。创意写作的创意主体具有开掘个体内在潜能的自觉性，并不断拓展新的写作范式，其核心围绕的就是“理”。那么，应用写作的写作主体取法创意写作，也应从“理”字入手。具体来说，能被引入应用写作的“创意之理”有三种：“物”“我”之理、“事”“情”之理与“文”“道”之理。

在任何文体的写作中，物与我的关系都是首先要辨析的。“物”是对客观存在的万物的统称，“物理”就是自然万物的固有规律、存在法则。但单纯的物理并没有意义，物只有与人形成关系，才具有价值。《周书·明帝纪》中提到：“天地有穷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常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这里就将人生在世的过程与客观物理规律合在一起，生死既是生命的主观体验，也是宇宙的客观规律。正基于此，中国古代哲学才有“格物”一说，“物格而后知至”，强调获得真知的过程乃在于推演、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我”的作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作为“此在”，应当具备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因为“此在”始终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是“天地神人”共在的状态。从存在论角度看，人类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世，就已经熟悉了世界的种种并与世界打交道，我们日常与事物打交道的实践活动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在应用写作的主体维度来看，需要写作主体具有人本主义情怀，所写虽然是“事”与“物”，但受众是其他的“此在”，因此要抱有万物平等之尺度，先体察事物之需求，再依据需求斟酌落笔。如此，在涉及人与外物关系议题时，就不会仅仅视写作如公式，只为套用，不求甚解。

由物我关系而生的是“事”“情”之理。事因物起，情自我出，文本使用正是在这二者之间。事理是缘事之理，是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法则与尺度。社会运行的主体力量是人，人是“理”的集合意味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情理则是缘情之理，陆机在《文赋》中提到“诗缘情而绮靡”，可见情感不仅是文学的本质，更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事”与“情”的本质特征都是矛盾：前者是人客观行动的矛盾，后者是人主观心理的矛盾。所以常有合理不合情，或者合情不合理之事，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如此，于文学史上更比比皆是。创意写作主体往往能体察到笔下文字“所言之理”，并从自身经验中寻找一种“共情力”。这种共情恰是应用写作主体所欠缺的。应用的前提是对所言之理的把握，不仅要懂得事理，更要把握情理。懂得情理是应用得以达成目的的先决条件。因此，应用写作一样要懂得剖事析理、以情入理。事理考验主体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眼光、认知水平，情理揆度主体对于生活经验的理解共情、分析人性。好的应用文应该呈现出一种“事是外部结果，情是内在诱因”的效果，达到对人性的深度勘探，对社会生活的深入剖析。

当一篇文章在事理与情理两方面都有所把握后，文章便进入了文理与道的关系。一方面文理是文章本身的原理、法则，既是文体通达，又要修辞得当。应用文亦当思想、事实、情感兼备，而非单纯依照文体规则而做“文章”。另一方面，应用文重功用而轻叙事，如果能借鉴创意写作对叙事的重视，是可以在得体规范之外达到独创性，即“文如其人”的。物理、事理都是“文理”的投射，并与它一起成为人格的象征。古人云：“文以载道”，“道”不能简单地被“理”所概括，它是世界的本原和根本规律，以最抽象、最具涵容性的形态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如何能让文理脱离单纯的框架，由“技”向“道”转变，则是应用写作主体的最高追求。前文所言诸理实为“道”的前提，而“道”的表征则通过写作生成、传达。应用文是“闻道”和“体悟”的好载体，通过先贤的哲思与引导，辅之躬行性的实践活动，方能随时反思自身，从个别中领悟普遍道理，最终使应用文从满足个体需求再一次回到理性和普遍的认知之中。

结语

应用写作主体的“创意转向”是其位列中文创意写作学科之下的必然，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应用写作如何达到由“技”向“道”的转变。进一步而言，应用文可以承担起“文以载道”的功能吗？这就要求应用文的写作主体亦是创作主体，好文章不是“照着写”的，而是“从创意中来的”，写作主体也不应将自己仅仅视为“写作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由此或可推想，未来的应用写作能建立一种新的写作人格，使应用写作得以“看文即见人”。

注释：

[1]钱佳楠.失落的人文使命：管窥创意写作学科的前生今世[J].当代文坛，2024（2）：66.

[2][3]赵宪章.文体形式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34.

[4]许道军.创意写作研究的兴起与创意写作研究新范式探索[J].文艺论坛，2024（1）：43.

[5]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8.

[6]葛红兵，高翔.“创意国家”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文学的“创意化”转型及其当代使命[J].当代文坛，2019（1）：106.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杨红星